父亲简史

佳作赏析：

  父子之情，是人类最深沉最真挚的感情。写父亲的散文非常多，但要写好写得出类拔萃，却很难。读了我省著名小说作家何葆国的散文《父亲简史》，我被感动到了。该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、质朴，就像平平常常讲述一个人的故事，不事雕琢。看得出，这是情感积淀已久后，从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文字，淡定而深沉、节制而从容，却迸发出极强的感人力量。正如一位读者评价的：“把一位普通的父亲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无需华丽的语音，精彩的故事，只是像朋友之间平淡的聊天和诉说，足已让人很感动了！”它印证了一句话：真实是散文的生命，真实最具动人的力量。

  人的一生，可以说很短暂，也可以说很漫长。如何从几十年的时光中撷取有意味的片段，何葆国展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深厚功力。在作家笔下，父亲做事的认真负责、对兄弟和家人的无私大爱、凡人父亲在村里的“不凡”、才华未得到应有施展的遗憾、房子征迁中的不舍和纠结、得病中的心路变幻……几个细节令人印象极其深刻。“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一个平凡的故事，却令我感动，读着读着就眼圈发红，竟抑制不住留下眼泪。写得真好！没有华丽的语言，字里行间满满的爱和思念，真实而厚重。”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评价。但我感觉这篇散文还有一个独特价值，它不仅仅为了写父亲而写父亲，而是透过“父亲”这一小人物的一生命运起伏，折射出了一个家庭一座小城和一个大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 

【点评者：刘少雄，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龙岩市作家协会主席、闽西日报副刊部主任】

父亲简史

□何葆国

父亲逝世几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母亲突然问我，你有梦见过你父亲吗？我说没有，她一脸木然，说我也没有。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看来未必，其实，白天的时候、清醒的时候已想得太多了，晚上反而不会做梦了。对父亲正是这样，那些白天清醒的眼前时时刻刻晃着他的影子，心里想着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父亲了，然而夜里却是悄无声息，他的影子从未出现过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是庚子年重阳节，我坐在电脑开始写这篇文章，正是父亲辞世三周年的忌日，去年前年我总算几次做梦梦见了父亲，都是在一些零碎的、日常的场景里，他做着他的事，我们之间甚至都没有说话。梦醒之后，不免怅然，即使那种沉默相对的时刻其实也是永远不会再有了，人生父子一场，最终化为无言的念想。

父亲1942年生于云霄马铺，单名一个字龙，不知爷爷奶奶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字，他们给子女起名风格各不相同，比如我大伯叫大莫，我叔叔叫柳枝。其实在那个年代爷爷奶奶属于赤贫阶层，在村里又受人欺凌，实在无法生活下去，便带着大伯、大姑和父亲，从云霄马铺一路逃荒到南靖山城。那是1944年夏天，父亲刚刚两岁，据说有时候被放在箩筐里挑着走，有时候自己跟在大人后面走。初到异乡的日子是困苦不堪的，爷爷奶奶不得已把我大姑卖给了一个老妪当孙女。新政权建立后，爷爷奶奶的生活总算有了改善，据说爷爷早年参加了农会的工作，他为人相当正派——2006年间，一个当年家产被洗劫一空的“地主婆”告诉我说，所有冲进她家的人都拼命地拿东西，只有我爷爷什么也没拿，还对别人说，不要都拿光了，要给人家留一副吃饭的碗筷。我大伯参军后，爷爷奶奶从陆安村高云社迁移到城里的圩尾街，买下了一座旧厝，这也成了我们家在南靖的祖居。父亲1960年从南靖一中初中毕业，这在当年可是响当当的学历了，空军某部来招飞行员，父亲体检都过了，但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父亲当兵，因为大伯已在部队，他们希望有一个儿子留在身边。公安局、林业局等部门先后上门请父亲出去工作，爷爷奶奶也都拒绝了。父亲就这样留在爷爷奶奶身边，那时他才18岁，对外面的世界有过什么样的想象呢？他内心里一定有过反抗，但最后他还是顺从了，跟着爷爷奶奶安心做农民。除了在生产队干活，父亲在自留地种菜苗，然后赶圩卖菜苗，这便成为他大半生从事的主业。父亲23岁结婚，24岁初为人父。父母亲一生相守，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因父亲有初中毕业文凭，脑子活络，能说会算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他很快当上生产队记工员——至今保留几本记工簿，每行字都很工整，他还当了村里的调解员、法院陪审员，这些社会兼职在当时是记工分的，也令人很羡慕，他在“政治”上的巅峰便是七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全县各种群众大会上“工农兵代表”之一的农民代表，然后在大会上代表农民发言。记得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一次批判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大会，闹哄哄的广场上坐了一万多人，听到大广播里响起声音说：“下面请农民代表何龙上台发言！”我听到大喇叭里传出父亲的声音，他是用闽南话读的稿子，经过喇叭的扩放，令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新奇。晚年的父亲一直兼任小组报账员，他所做的账从无差错，字也写得非常工整，街坊的红白事，他都是负责记账，我家附近几条街的民间寺庙，也是他负责管账，每一笔账清清楚楚。父亲天性乐观、豁达，说话诙谐，爱说笑话，人称“龙仙”，晚年他有几个几乎天天碰头的朋友，都比他小了十多岁，他们棸在一起泡茶闲聊。有一次我偶然路过他们聚会的场所，发现父亲几乎是那里的主讲嘉宾。虽说多年来以乐观而为人所称道，其实晚年的父亲内心还是很忧郁的，转身之际，眉眼间难于掩藏的伤感与悲愁，我捕捉到了几次，心里觉得沉重，却无法和他谈开。他在这方面也从不愿与子女多谈，到了晚年除了对我之外，对我弟妹似乎变得脾气很坏，动辄怒声斥责。父亲晚年时常向他的朋友们抱怨，爷爷奶奶不让他出去工作，要是出去了，一定能混个一官半职，他觉得自己会说会写，本事还是有的，就是没那个命，否则何至于到老了没有退休金？他怪自己命不好当然主要还是爷爷奶奶的阻挡，据说他几次说了爷爷奶奶的“坏话”，然后身体不适，吃药也不大见效，母亲去找神汉问卦，被告知是被爷爷奶奶“问”到了，母亲买根猪脚什么的拜一拜，父亲的身体也随即好了，但是过一段他又忘了，又在朋友面前说起当年往事。如此往复多次，加上晚年遭遇拆迁等等，父亲心里无奈、苦闷，尽管他每天在别人面前谈笑风生，我还是看到了他独自呆坐之际的落寞与悲苦。

我家在圩尾街的房子，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了重建，建成前后两进中间带一个小天井的格局，后进是两层的红砖房。1976年爷爷病逝后，大伯、叔叔全在外地，奶奶和我一家人住在这里，颇为宽裕。八十年代初，大伯从部队转业回来，叔叔从外地调动回来，拉家带口的，这房子一下不够住了。兄弟都是干部，单位一时半会也分不了房，父亲是农民，有自留地，那时建房几乎不用申报，他决定到自留地上建房，把这祖居分给大哥和小弟。父亲带着兄弟给的几千元，就到自留地所在的俗名叫作古螺沟的地方开始建房，那时周围全是田地，还有一片阴森森的龙眼树林，我家是第一户生活在这里的，过了几年我家对面才有人建了房，政府有关部门给这里命名为“石美”，我家门牌是石美2号。房子开头只有一层三间，后来几次扩建，变成了四间两层，加了一道围墙，还建了一座门楼。这些年来，父母一直在攒钱，攒到一定程度就建设一下，比如加盖个卫生间，顶层再搭盖个钢棚隔热什么的，一直到前几年，这房子才完全定型。在父亲的一生里，他建过两次房子，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，他本以为这一生就在石美2号的房子里度过，没承想政府要延长新中山路至环城路，我家正好在拆迁范围内。根据补偿标准，父亲迅速算出我家这幢楼最多补偿不会超过150万元，若按此时县城房价来说，也就两套百把平米的房子而已，这让他心里很失落。但他还是签了协议，所得赔偿款果然跟他估算的相差无几，他给四个子女一人分发15万元，然后在南环路紫荆安置小区买了一套现房。新房的装修几乎都是父亲一个人操持的，泥工、水电工、木工、油漆工，也几乎都是他的熟人，他在材料购买方面把关一下，其他就放心让他们去做。房子装修好，择日搬了进去，父亲也在饭店办了小规模的乔迁宴，他面上嘻嘻哈哈的，对大家说，没想到老了还住新房，但我感觉他内心却不是很快乐，或许这只是无奈的选择。

2016年8月，父亲因腹痛、尿频等多种症状在南靖治疗无效，来到了漳州正兴医院住院。几天后，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悲痛的检测结果出来了，父亲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极大。医生和我们一起向他隐瞒了真相，只说是前列腺增生，需要手术，他笑笑说，手术就手术吧。父亲做了前列腺微创手术，前列腺组织经活检为前列腺癌4级。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，但我只能在父亲面前强作欢颜，其实像他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是猜测到了自己的病情，但他也不问也不说。住院十八天，病情有所缓解，父亲出院了。医生开了药，我还为他办了特殊病种，三个月后去复查，那个癌指数有所下降，但仍需继续服药，我咨询了一些医生也在网上搜索相关知识，一般认为这个病还是比较不乐观的，容易复发，这让我心头无比沉重。父亲住进了新房，但他还是几乎每天踩着自行车出去找朋友，在一个朋友简陋的小店里泡茶聊天。我每天下午到新房去看父母，时常遇不到父亲，如果他在家，一般则是身体哪里不适，这样遇不到他，我反而内心欣喜，他在外面走动畅谈，说明他身体好好的。然而2017年7月，父亲因为腹痛难忍，再次住进了正兴医院，这回查出胆结石，做了微创手术，取出一个鸡蛋大小的结石。住院做了很多检查，那个前列腺癌指数又上涨了，比去年住院时还高。这让人心头增添了一道阴影。此前我报名参加了欧洲游，就在他手术两天后出发，退团不退费，父亲让我安心去玩。十几个小时后，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机场给他打电话，他声音响亮地说，你一下到了那么远啊。在两个弟弟的照料下，父亲过几天出院了。我从欧洲回来去看他，感觉他的状态还好，就是显得沉默。我到正兴医院给他取药，专门去咨询给他做前列腺手术的医生，医生听说那个指数升高了，说这是挺严重的事情，需要坚持用药。好像是在一个毫无预兆的下午，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是父亲摔倒了，两只脚无法站立。我赶过去时，父亲已躺在床上，满脸愁容。据母亲说，父亲起床欲往卫生间时，双腿一软摔倒在地上，她一个人怎么也无法扶他起来，父亲也努力着挣扎着要爬起身，但是两只脚就是不听使唤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不由哭了起来。听母亲这么诉说，令人倍感凄凉。家里来了几个父亲的朋友，母亲请诊所医生来家里看，他认为是双脚麻痹，血脉不通，在场有人说，有个推拿师在舒筋通脉方面特别厉害，便打电话把他请过来。这其实是个农民，刚放下锄头赶过来，做推拿是业余的，他也很谦逊，说试试吧。只见他有板有眼地在父亲双腿上推拿起来，一招一式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父亲应该感觉舒服了许多，脸上开始有了笑容。第二天，父亲的双脚无法站立，我们便叫了救护车把他送进南靖县医院。办了住院后，做了CT检查，结果出来了，原来父亲双腿骨关节都已经断了，被癌细胞侵蚀了，而且随后的各种检查证实，癌细胞向其它脏器进发了。几个相熟的医生看了报告直摇头，那些天我丧魂落魄的，第一次真切地看到死神的阴影向着父亲走来。住院十来天，挂瓶、吃药，还是无法站立，但是躺在床上的父亲，心情却好像不错，接到朋友的电话仍旧谈笑风生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病情，感觉他似乎能够坦然面对了。十几天后父亲出院回家，我从网上买了一张可以调节高低的钢架床，放在客厅窗前，他就在这张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。癌细胞扩张的速度很快，推拿、药物、针剂基本上都失效了，只能任由癌细胞在他体内肆意横行。眼睁睁看着他痛苦，我们却是无计可施，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无奈。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，在病痛面前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的。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，时常陷入昏迷与恍惚，我到医院开了杜冷丁片，妹妹为他放佛乐、诵佛经，还请寺庙师傅做了皈依手续。在一阵阵难忍的痛苦之中，父亲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往生了——这个世界令人难于忍受，还是一走了之吧。那一瞬间，我们嚎啕大哭，哭声是一种情绪的宣泄，内心里也有某种慰藉，他去往一个无病无痛的世界，超脱了，解放了，从此不用忍受病痛。这一天是2017年10月28日，也是重阳节，享年76岁。在父亲病逝前些年的某天，我偶遇某个周易算卦的朋友，我让他算算父亲，他算了算说你父亲寿命78。父亲是1942年出生属马的，这一点铁定不会错，但人口登记时被写成1940年，后来户口本、身份证也都是1940年，如果按这个算，果真是78岁——只是那多出来的两年，在人间并无痕迹，其实也没什么意义。父亲一生颇有怀才不遇之感，爷爷给他起名龙，他却是一辈子困于浅滩小池，劳作一生，从未腾达——或许只有他与朋友高谈阔论之际，他的精神才自由地飞升。

我是父亲的长子，据说我出生那天，父亲用自行车载着菜苗去赶圩，卖得特别快，他一路兴高采烈地回来，初作人父的喜悦令他洋洋得意。其实从我懂事起，印象中的父亲一直是比较严厉的，他在外面跟别人说说笑笑，在家里似乎不大说话。这大概也是中国父亲的整体形象。记忆中与父亲最亲密的第一次接触，应该是我在读初一年的时候，一个秋天的晚上，他说带我一起去看电影，然而到了电影院，售票窗口那里挤得像是打仗，父亲终于挤进去了，却被告知没票了，我们只好悻悻地走回来，走着走着，父亲不知何时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就这样搂着我的肩膀往前走。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，这短暂的亲昵，令我在后来的岁月里时常回想起来，感受到一种亲情的美好。父亲对子女的态度大体上是宽容的，从不强制，所以弟弟读完初中不想再读，他随他，我不想教书辞职了，他也随我了。或许是心里有爷爷奶奶当年阻拦他的阴影，他都不反对子女们的选择。我回家做了一个自由撰稿人，住在离父母不远的商品房，邮递员轻车熟路的，每天都把我的信件、汇款单和报刊送到父母家里，对于我所发表的文章，父亲似乎很有兴趣，每一篇都津津有味地看。在与朋友的闲聊中，他还是以我的文学成绩为荣，这让我觉得即使全世界都没人欣赏我的小说，只要有父亲一个人看，也是值得继续写的。我曾听父亲跟他的朋友说过，他读书时作文也是写得很好的，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。我愿意相信我的写作天赋来自父亲，我想假如在天有灵，他得知后一定暗自得意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写过一些父亲的形象，那是综合了许多种父亲的故事虚构而成的，这篇文章写的却是自己真实的父亲，我知道这篇文章只是简略地叙述了父亲的一生，我希望以后可以用更生动的文字写活他的音容笑貌——实际上，不写也罢，念想比文字更真切，这三年来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心里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文章略有删减)

编辑：赖德炎 黄富民

监制：陈寿南